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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读│移民是发展,而不是问题

2016-02-19 Hein de Haas 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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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是发展,而不是问题



本文提出关于国际人口迁移动因的“迁移转型”理论:人类发展导致人口迁移水平的提高,经历迁移转型的国家,其迁出移民模式表现出“倒U型”特点,并利用实证数据检验了这一理论,指出人口迁移是宏观发展、社会与经济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Hein de Haas (2010). Migration transition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quiry into the developmental driver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Working Paper 24.

Source: http://www.imi.ox.ac.uk/publications/wp-24-10

Picture source: Migration series by Jacob Lawrence, http://www.moma.org/calendar/exhibitions/1495?locale=en



传统观点认为国际迁移主要由国家之间的财富与人类发展程度的差异所驱动的。这一观念至今仍包含于传统的推-拉理论和新古典迁移理论之中。两者均认为发展差异与迁移规模大小之间存在负向的关系。通过促进穷国的发展,减少与富国的差距,是为减少国际迁移的最有效办法。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最大的迁移应该发生在最穷与最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迁移与发展相互替代的观念还会推论出富国的总体迁移水平应该低于穷国。


但是实际的国际迁移模式不符合这两个推论。大多数的移民并非从最穷国到最富国。高度发达的国家不仅有大量迁入移民,也有相当规模的迁出移民和内部移民。


本文并非摒弃已有迁移理论的基本假设,“人们迁移主要是出于改善自身福祉的考虑”,但是需要更精细的理论,不仅能更符合实际迁移模式和趋势,还应该将之与更广大的社会与经济变迁过程联系起来。


本文的分析出发点为只有把迁移视为更广义的社会变迁过程(体现为“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才可能进一步改善迁移理论。把迁移视为发展的一部分,才可能把描述性研究为主的迁移研究领域向更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推进。


通过将迁移理论置于更一般的社会和发展理论框架下,本文旨在解释1)为什么发展通常与更高度的迁移和流动性相关;2)为什么迁移与广义的发展过程的关系是非线性的;3)为什么一个社会通常会经历一系列的迁移转型。本文的第二个目标是利用全球移民来源数据库(Global Migrant Origin Database)对上述迁移转型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新的迁移理论框架:迁移转型(Migration Transitions)


自Ravenstain(1885,1889)提出人口迁移法则(laws of migration)以来,人口从低收入国家/地区流向高收入国家/地区的观念深入人心,占据移民研究主导。人口迁移是空间不均衡的函数,成为推-拉模型的核心假设,主导着人口迁移引力模型。


推拉模型的不足之处有三:1)它是静态的模型,未能考虑人口迁移如何影响迁移发生的初始条件;2)它是描述性的事后解释,将诸多因素混在一起,也不考虑各因素的权重;3)生态谬误,用宏观影响因素解释个体迁移动机。


同样基于均衡假设的新古典迁移理论(Todaro,1969)比推-拉模型更细致,把迁移视为劳动力和资本相对稀缺程度的函数,工资差异导致工人从低工资、劳动力富余的地区流向高工资、劳动力稀缺的地区。尽管新古典迁移理论是动态的,但与推拉模型同样假设均衡,人口迁移最终达致两地劳动力或资本要素价格相等,工资差异消失,人口迁移停止。


但实情是多数人口迁移并非发生在最穷与最富的国家之间;工资差异缩小反而还伴随着人口迁移的增加。人口迁移是具有强烈个人模式的过程,个人的决定受制于诸多结构性因素,例如社会分层、市场可进入性、权力不平等和文化偏好等。


随后的学者们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从时间或空间的维度分析人口迁移与广义发展过程的关系,例如地理学家Zelinsky(1971)强调时间维度的流动性转型(Mobility Transition),Skeldon(1997)增加空间维度,提出人口迁移的区域化等。这些“时空”迁移理论均把人口迁移视为广义的社会变迁过程的组成部分,往往与现代化、资本经济发展、城市化和人口转型并存。


传统的推拉理论、新古典理论和其他功能主义理论的均衡假设,都认为收入差异与人口迁移之间存在反比关系。与之对比,另一种观点则质疑“在均衡状态之下没有人口迁移”的假设,认为人口迁移是广义的发展过程中最本质的一部分。这些理论认为人类发展导致了人口迁移水平的提高,并且经历迁移转型的国家,其迁出移民模式表现出“倒U型”特点。


已有的迁移理论主要问题在于其线性演化特征evolutionary character)、定居偏误(sedentary bias)、人口决定论、对“结构与能动性”概念化不足、以及混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


通过综合与修改现有理论,本文提出关于国际人口迁移过程的动因的理论框架,对现有理论进行了修改:首先,将停滞(stagnation)与可逆性(reversibility)的概念引入了现有理论中。第二,通过引入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Capabilities)概念,扩充人口迁移概念内涵,迁移是对各种机会的回应,而不是单纯对工资差异回应。第三,把“结构与能动性”纳入迁移理论,把人口迁移概念化为人们的能力(capabilities)与意愿(aspirations)的函数。如此方能囊括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既包括自愿(经济)的迁移,又包括被迫(政治)的迁移。



人类发展对人口迁移能力与意愿的影响假设




迁移理论图示


基于迁移理论,进一步提出人类发展总体上会促进人口迁移的假设。具体通过(1)放宽迁移限制,提升能力;(2)增加迁移意愿;(3)提高职业专业化程度而实现。这一概念框架有助于回答为什么地区机会、差异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为什么人类发展通常伴随着一系列国内和国际迁移转型。







实证检验:数据与方法


由于迁移理论尚处于争辩之中,本文对核心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实证数据取自由世界银行与苏赛克斯大学发布的全球移民来源数据库,该数据库使用国家人口普查数据,采用迁移人口存量数据,而非流量数据,因此适合对人类发展水平与长期人口迁移关系进行交叉分组分析。


为了测量假设中基于能力(capabilities)的定义而不仅仅是收入差异,我们运行了两个实证模型。


第一个模型的主要自变量为2005年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自然对数,其他相关变量还有1987-2006年人均GDP增长,以此测量哪些国家“增长快,充满机会和希望”。识字率用来测量总体教育水平,通过计算1987-2006年的平均水平得出。


第二个模型用2005年人类发展指数(HDI)取代人均GDP和识字率。HDI数据由联合国人类发展署发布。


为了检验人口变量对迁移的影响,模型中增加了历史生育率数据(1970-1990年的平均生育率),并加入滞后值,因为生育率对新劳动力进入市场的影响有时滞。


此外,模型中还包括政治权力的缺乏、地区面积大小等变量。






分析结果




图表显示模型结果与假设大致相符。HDI、人均GDP都与迁出移民存量呈非线性关系。最不发达的国家迁出移民占总人口比例最低,而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迁出移民的比例最高。尽管高度发达国家迁出移民的总量稍低,但还是比欠发达国家高。与理论一致的是,HDI与人均GDP都与迁入移民存量为正相关,且大体上呈线性关系。而净迁移率(<迁入-迁出>/总人口)中等收入国家最低,只有最高两级收入的国家为正。


从总体迁移水平(迁入+迁出存量)来看,第二组和第三组增长最快,但之后便陷入停滞。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往往有更高的人口流动性。


相关分析还发现人均GDP与迁出人口存量并无相关性,却与迁入人口有强烈的正相关。有趣的是,HDI与迁出人口总量显著正相关,与迁入人口相关较弱。

生育率与人均GDP、HDI呈现出强烈的负相关性,这说明生育率是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不过人口因素是否对迁移产生直接影响还有待确认。另外,政治权力的提高也与迁出移民存量呈正相关。


下列三幅图显示非参数回归分析结果。与HDI相比,人均GDP与迁出移民更加符合倒U特征。迁出人口在HDI到达0.6时开始出现“驼峰”,大约在人均GDP12,000美元、HDI接近0.8时,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


迁入人口与人均GDP、HDI并未呈现倒U形,但也不是线性关系。当HDI到达0.6时,迁出与迁入人口都开始迅速增长(迁出人口快于迁入人口)。


当HDI值达0.89、GDP达20,000美元时,迁入与迁出人口达到平衡。


需要强调的是,迁移人口存量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现在的迁移,迁移率的引爆点(tipping point)与平衡点(break-even point)可能发生在(人均GDP或HDI)更低的水平。






结论


本文对现有移民理论进行综述、批评和修改,对国际迁移的动因提出“迁移转型”理论:人类发展导致人口迁移水平的提高,经历迁移转型的国家,其迁出移民模式表现出“倒U型”特点。


实证分析结果与迁移理论主要假设大致相符。由HDI、人均GDP测量的更高的人类与经济发展水平与更高的人口迁移水平相关。人类发展水平对迁出人口与净迁移人口呈U型曲线影响,对迁入人口大体上呈正相关影响,尽管不是完全线性的。结果还表明历史生育率对人口迁移并没有直接影响。


虽然理论上与实证上仍存在许多疑难问题,并且在依据有限的、交叉分析结果进行因果推论时应该保持谨慎,但分析结果的显著性表明,迁移能力与意愿提高的人类发展,是与更高度的人口迁移相联系的。


当然分析中还有许多因素没有考虑,如特殊的国家政治经济,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偶然——这些可能导致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却呈现不同的人口迁移水平——但这并不能否定人类发展与人口迁移存在一种普遍的关系、发展过程往往会经历一系列的迁移转型。


与推拉模型预测的相反,落后地区的经济起飞会导致迁出人口的起飞。我们需要把人口迁移视为宏观发展、社会与经济变革的重要部分,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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